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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朋自远方来:曼德拉崛起背后的苏联之手

有了苏联力挺,“民族之矛”锐气大涨。《俄罗斯报》旗下网站“焦点新闻外的俄罗斯”称,“‘民族之矛’向南非当局发动强大攻势,迫使推行种族隔离的白人领导层回到谈判桌”。

随着南非白人政权筑起种族隔离的壁垒,非国大成为反对这一制度的先锋,于1955年发表了《自由宪章》,宣布要建立一个包括所有种族在内的新南非。这一时期,非暴力原则令非国大有别于苏东等国的左翼党派,但也导致了它自身的分裂。

作者:张文智

南非黑人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,其发端早于十月革命。1912年1月8日,非国大的前身“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”宣告成立。曼德拉1944年加入该组织后,迅速跻身领导层。

冷战年代,受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作用,被苏联官方大加褒扬的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数不胜数,纳尔逊·曼德拉便是其中之一。2013年12月9日,俄总统普京在吊唁这位南非前总统时强调,曼德拉“是俄罗斯的老朋友”,苏联曾积极支持非洲各国“对抗种族隔离、争取正义和民主”,“从那时起,我们的人民之间就形成了特殊的信任”。

随着苏联走入历史与南非政治转型完成,莫斯科与非国大的亲密关系彻底划上了句号。剩下的谜团只有一个,且多年来一直众说纷纭:曼德拉是共产党员吗?

苏联异见人士颇受启发

苏联还为非国大提供大批军火,以适合游击战的轻武器为主。AK-47自动步枪、西蒙诺夫卡宾枪、榴弹发射器、迫击炮……令该组织的战斗力明显提升。

英国历史学家史蒂芬·埃利斯则援引南非共1982年一次秘密会议的记录称,曼德拉的确加入了共产党,只不过他“不是真正地改变了信仰;那只是一种投机行为”。

《纽约时报》前执行主编比尔·凯勒称:“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,大约在这时(1961年‘民族之矛’刚成立时),曼德拉短暂地加入过南非共产党……据信,他是为了利用这一身份,从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取得资助。”

时间来到1963年4月,非国大副主席奥利佛·坦博正式访苏,孤军奋战了半个世纪的非国大终于有了强大的伙伴,这意味着它梦寐以求的人员和物资援助将很快到来。可是,曼德拉已于此前8个月被南非当局逮捕,开始了长达27年的铁窗生涯。

但在尼科里斯基看来,苏联当年就曼德拉大做文章,是因为“莫斯科曾认为,民族解放的结果是非洲人民投奔共产党”。后来,随着宽容、和解的理念逐渐推广,“苏联当局觉得南非不可能走社会主义道路,继续宣传曼德拉不再能获取利益,也就对其丧失了兴趣”。

一国的外交与内政存在联动效应,苏联对南非的政策亦然。而且,由于非国大和苏联的实力不对等,调整的主动权单方面掌握在苏联手中。从1985年起,“改革”成为苏联政治生活的主旋律,戈尔巴乔夫推出“新思维”后,与西方各国出现了“解冻”迹象,加之自身国力衰退,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态度不再囿于支持民族解放力量,更多地代之以“两面下注”。

应当说,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,曼德拉其人在苏联官方话语体系中是很受推崇的。他70岁生日之际,苏联专门发行了一枚带有他肖像的纪念邮票。要知道,自苏共二十大将斯大林拉下神坛后,苏联便规定不再发行带有健在政治家肖像的邮票,更别说带有外国人肖像的邮票了。此番破例,可见苏联对曼德拉及其领导下的非国大的重视。

尽管苏联对南非非国大的武装斗争给予大力支持,并对其领袖曼德拉推崇备至,南非最终没能走向社会主义,莫斯科也未从该国的民族解放中获取太多现实利益。

“新思维”令非暴力呼声再起

以南非为跳板介入南部非洲事务,亦是苏联谋划许久的一招棋。早在1950年代,美国资本便大举进军南非矿产业。苏联如能帮助非国大夺取政权,既可将美国的势力挤走,又能从南非的资源中获益。就此,勃列日涅夫于60年代中期上台后,毫不隐晦地指出:“我们的目标是控制西方依赖的两大宝藏——波斯湾的能源宝藏和中南非的矿产宝藏。”

耐人寻味的是,作为苏联对南非政策变迁的见证者,戈尔巴乔夫在追思曼德拉时提到:“他创造了通过和平手段争取自由的例子,……他曾对我说过,如果没有苏联转型,如果没有(戈尔巴乔夫的)‘重建’,他们可能很难推翻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。”

非国大与莫斯科一拍即合

至于曼德拉本人,他生前始终否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。在自传《漫漫自由路》中,他以略带调侃的口吻写道:“总有人说共产党人利用我们,可谁说我们没利用他们呢?”

然而,按照《纽约时报》前执行主编比尔·凯勒在相关文章中的说法,曼德拉的“武功”多少被神化了。虽然有个听起来挺酷的绰号——“黑花侠”,但他“从未亲自参加过任何真正的战斗”,非国大的军事行动基本上限于埋地雷、炸电站等,在正面交锋中败多胜少。

1986年2月,非国大派出以总书记艾尔弗雷德·恩佐和“民族之矛”司令乔·莫迪斯为首的代表团,会同南非共代表团,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苏共26大。戈尔巴乔夫在大会报告中提出的“地区冲突应该以政治方式解决”的观点,让来客嗅出了几缕异样的味道。

苏联方面之所以改弦更张,部分原因在于,南非解放运动的同盟军——知识分子、商人、教会领袖等力量日益壮大,因此,这场斗争取得胜利已非常有可能。苏方认为,在这种情况下,除了继续武装攻势,非暴力手段该被重新摆上台面了。

事实上,早在1961年秋,非国大即派员秘密访苏。不过,苏方并未立刻接纳这群“黑皮肤的盟友”,而是建议他们先做些“赢得群众支持的政治工作”。倒是另一个有过相似境遇的拉美小国的“援助”来得更早——为满足武装斗争的现实需求,曼德拉以古巴革命领袖之一切·格瓦拉1960年5月出版的《游击战》一书为教材,率“民族之矛”展开战斗。

寥寥数语背后,是苏联对以曼德拉为代表的非洲人国民大会(非国大)持续多年的政治和军事支持。不过,南非并未如莫斯科所愿,像拉美的古巴那样成为社会主义国家。如今,尽管俄罗斯在非洲的存在感大不如前,这并不妨碍外界重新审视苏联与南非关系的变迁。

根据“南非历史在线”网站提供的资料,从1979年开始,苏联(后来还有东德和古巴)多次派遣军事专家团前往南非邻国安哥拉,为“民族之矛”及南非共培训人员。截至1991年,苏联派出逾200名军事专家到安哥拉执行此项任务。数十年下来,曾被“东方”阵营培训过的“民族之矛”指战员近2000人,而这支武装总共才7000多人。

更具黑色幽默意味的是,活跃于80年代后期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,并未因官方对曼德拉的褒扬而对其有何恶评。相反,按照另一名俄罗斯人权活动家,“赫尔辛基俱乐部”主席阿列克谢耶娃的说法,曼德拉的和解和宽容思想同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的理念相似;由于他经历了27年的牢狱生活,对那些同样身陷囹圄的苏联异见人士而言,“曼德拉成为一种象征”。

“民族之矛”靠苏援壮大

彼时,同样处于地下状态的南非共产党也激烈反对种族隔离。政治目标的趋近加上敌强我弱,令结盟成为非国大和南非共的选择,一些南非共领导人还兼任非国大的领导职务。以此为契机,非国大逐渐靠上苏联这座大山,希望莫斯科“支援南非人民的斗争”。

最具代表性的事例是,1989年,时任苏联副外长安纳托利·阿达米辛表示,如非国大想同南非政府谈判,苏联有兴趣扮演调停者。此时,苏联已和开普敦当局有过秘密接触。

1990年2月,非国大重获合法地位,苏联军事援助对南非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变得无足轻重。之后,苏联与非国大的关系迅速冷却,直至前者于1991年解体。

1963年至1965年,328名“民族之矛”成员前往苏联受训,师资、场地和相关经费等均由苏方提供。培训内容包括“军事战略和战术、地形学、操练、兵器使用和游击战”,此外,“还学习政治课程,特别重视炸药制造及使用、车辆维护、野外炊事和医疗救护方面的技能”。除军事人员,苏联方面还为非国大培训了不少医护人员及文职干部。

1959年4月6日,以科伯特·索布克韦为首的激进派另起炉灶,成立“泛非主义大会”,大张旗鼓地发起抵抗运动,南非局势骤然紧张。次年3月21日,在德兰士瓦省沙佩维尔镇的一场抗议中,69名示威者被军警打死,近200人受伤,一时间举世震惊。

据美国之音报道,俄罗斯人权活动家尼科里斯基就这番话给出了自己的解读:“在某个时刻之前,也就是说苏联体制爆发危机之前,非洲的一些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员们还认为,应该建设社会主义,应该以苏联为榜样,应该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。但他们逐渐明白,苏联气数已尽,……戈尔巴乔夫的重建对周围国家产生巨大冲击,社会主义阵营瓦解,捷克等国爆发革命,在这种大背景下,非洲大陆上的民族和解理念占了上风。”

曼德拉是共产党员吗?

非国大的动作和苏联预期的基本一致,即在继续开展武装抵抗的同时,增加了非暴力斗争的内容,尝试与白人政权对话。同年7月5日,尚在狱中的曼德拉与时任南非总统彼得·博塔举行了历史性会晤,两人发表了“坚决支持南非和平发展”的联合声明。据报道,会谈期间,曾被众多南非黑人视为“凶残的鳄鱼”的博塔,亲自为曼德拉斟茶。

“沙佩维尔惨案”没能令当局让步,非国大被定性为非法组织,被迫转入地下,曼德拉等领导人对非暴力路线的信心也跌至冰点。一年后,非国大整编队伍,走上了武力反抗的新路,“民族之矛”便是这支反对派武装的自称,曼德拉则顺其自然地就任指挥官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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